坐热气球之前一直纠结是否应该坐热气球，想征求别人的建议。

首先排除掉的是父母。他们能够给出的负能量的答案会干扰到我原本小小的脆弱的安好宁静的磁场，并且会毫无商量地在那上面插小白旗，让我对事件仅有的冒险精神偃旗息鼓。

爸爸是连摩天轮都不让弟弟坐的人，他担心电视里新闻里报道的类似定格停住，等待救援的画面，换成这腾空而起的热气球，甚至连定格停住，等待救援的依附都没有，我甚至能想象他坐在沙发上，双眼上抬地看着站在他面前小心翼翼的我，与从前我向他请求独自出外旅行时的面无表情不谋而合，哼出一句，“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我妈就更不用说了，无论我们如何论证飞机是最安全的交通工具，她总要在起飞和降落时念完一整段般若波罗蜜心经。

我问同行的朋友，我们为什么要坐热气球。“因为既然已经来到这里了”，她回答得快速而坚定。不错，十小时的夜间大巴来到这，日出映着的怪石山谷，开阔的大自然的场景，我喜欢的大自然，整个村子的驼色，峭壁上夕阳投射的玫瑰色，沙和树搭配着的颜色，让我几乎要与心里的担忧和焦虑化干戈为玉帛，接受这个片面的界定——既然已经来到这里了。

刘瑜写《月亮和六便士》里的主人公查尔斯，“别人的人生是在不断做加法，他却在做减法。人的每一种身份都是一种自我绑架，唯有失去是通向自由之途。所以查尔斯拒绝再做丈夫、爸爸、朋友、同事、英国人，他甩掉一个一个身份，如同脱去一层一层衣服，最后一踏脚，赤身裸体踏进内心召唤的冰窟窿里去。” 我总说出国之后自己变得自由，大概是变相甩掉了身份。作为女儿对家庭日常的隐忍和调和，作为姐姐对学习和娱乐的辅导拓充和劳逸调控，甚至自从抛弃‘中国大学生’这个身份之后，连从早排到晚满满的换教室上课都甩掉了，莫名多出许多自我支配的时间。 

坐热气球早是计划之内的事，只是就这么站在它面前总有作为女儿的忧虑作牵绊，并且为自己与热气球的磨合期而焦虑。在牵绊和焦虑时，又并不很接受朋友这种对两个事件自我暗示的关联，就像谁说到了威尼斯，就一定要坐贡多拉似的（而我最终也的确没有去坐贡多拉）。最终怄气似的预定了第二天的热气球，预定完，有一点兴奋，有一点发虚，觉得自己像要经历一次飞屋环游记。

第二天凌晨，车子到旅馆来接人。早上四点半，街上仍十分僻静，店铺都关着门，月亮还挂在天上耷拉着一角。车子先送我们去集合点吃早餐。天随着日出的晕染一层一层变亮，像电影里开篇的布景，此时已经有一两个热气球升起。我们依然没有坐上热气球，我看着我们的气球一点点从膨胀到直立，感觉到太阳正从身后升起，已经非常迫不及待了。之前的焦虑荡然无存，这种焦虑甚至转移到”不知道还能不能在上面看到太阳浮动着跑出水平面的模样“身上。等一切就绪，在工作人员帮助下爬上去，几乎是跳进那个木窟窿里，好像用跳能给甩掉身份一点形体上的支撑。机长用书里看到的话来形容再合适不过，”笑容可掬的绅士的胖脸”。他做完自我介绍，确认我们都学会了landing姿势后，让热气球缓缓升空。篮筐里没有想象中那么舒适，甚至有点儿挤，但此时不再是小心翼翼的女儿，纠结犹豫的朋友，甚至不再是在意环境的乘客，所以谁的意见都不重要，我心无旁骛，只想看一看太阳浮动着升起的模样。

给我远在中国的爸妈打电话：

“我在卡帕多西亚！”

“那是哪儿。”

“地球上最适合乘坐热气球的两个地点之一。”

“哦。你可千万别坐。”

“我已经坐下来啦。”